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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章人物评价

慈禧称赞他是“再造玄黄”之人。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传来,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,感叹说:“大局未定,倘有不测,再也没有人分担了。”

  曾国藩的评价:“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,将来建树非凡,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。”

  梁启超在他所著的《李鸿章传》中为李鸿章所处的境地感到无尽的悲恸。书中写到:“当戎马压境之际,为忍气吞声之言,旁观者尤为酸心,况鸿章身历其境者!”

  梁启超在《李鸿章传》,称: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,无可疑也。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,无可疑也。梁启超说他“敬李鸿章之才”,“惜李鸿章之识”,“悲李鸿章之遇”。

 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: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,李鸿章一人不足惜,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,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,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,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。西报有论者曰:日本非与中国战,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。其言虽稍过,然亦近之。不见乎各省大吏,徒知画疆自守,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,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?即有之,亦空言而己。乃至最可笑者,刘公岛降舰之役,当事者致书日军,求放还广丙一船,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,此次战役,与广东无涉云云。各国闻者,莫不笑之,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。若是乎,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。以一人而战一国,合肥合肥,虽败亦豪哉!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。法越中日两役间,此论极盛矣。出于市井野人之口,犹可言也,士君子而为此言,吾无以名之,名之曰狂吠而已。李鸿章之败绩,既已屡见不一见矣。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,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,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,亦渺不可复睹焉。念中国之前途,不禁毛发栗起,而未知其所终极也。

 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“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。”

 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:知西来大势,识外国文明,想效法自强,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。

  美国人的评价是:以文人来说,他是卓越的;以军人来说,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;以从政来说,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;以一个外交家来说,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。

  官场如同战场,其中的尔虞我诈、权谋诈术比战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封建清王朝末年官场黑暗一片,腐朽溃烂,派系林立,争权夺利、相互倾轧。为立稳脚跟,一些利益相投的官员因各种关系相互交织、相互照应,壮大力量,结成千丝万缕的关系网,共荣共损。李鸿章能在晚清官场活跃40年之久,虽屡遭危机,几经沉浮,却始终位极人臣,权倾当时,除其自身有很高的政治素质,惯用权变之术,阴柔刚猛,深谙为官之道外,与其背后的庞大关系网不无关系。李氏大宅门的众多宗法、姻亲关系是李鸿章在官场驰骋最稳定、最牢固的基础。初入仕途,投门拜帖曾国藩这棵大树,再加上潘世恩、翁心存两位官宦名臣为科举正途之师,师门渊源使李鸿章做人受益匪浅,更重要的是为仕途畅通奠定了深厚的背景。与同门师兄沈葆桢、同年进士郭嵩焘等人的相互帮衬、关照与提携则是仕途关系网的平面铺展。传统的同乡、乡土观念在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也起很重要的作用,他积极联络皖籍京官,回乡办团练,后乘时趁势招兵选将,组建淮军。并不断网罗骨干,加以举荐、提拔,使其各具要职。如树军统帅张树声,反对洋务的刘秉璋,末路英雄潘鼎新,功业足与台湾共不朽的刘铭传,有勇有谋的周盛传等。这些人各具特色,各有所长,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,形成势力庞大的淮系集团,成为李鸿章仕途愈挫愈进的强有力后盾。层层关系网之间又相互交织,而其中每一个扭结都关系着整个网络的生存荣辱。因此关系网内部虽矛盾重重,但在涉及共同利益时却能联手对外,以求共存共荣。可以说,李鸿章的政治生涯是一段中国近代史的缩影。

  李鸿章一生最大的特点是所谓“守困”,即忍辱负重、舍小保大、变弱为强如韧劲一他为了守住自己而建立功名,为了守住江山而不辞辛苦。一个“让”字,道破权势亘古之决;一个“乘”字,点透谋权攻心之术。不可知者不可知,可知者不可知,此奥妙全在明白与糊涂之间。从本质上讲,李鸿章是晚清一个关键性的枢纽式人物,他与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张之洞等重臣的关系都相当密切,而且才识之大。令曾国藩、胡林翼都大为欣赏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—个人物,我们看到守身、守国的重要性。

正面评价

  李鸿章正面的,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,洋务图强,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。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,他曾据理力争,然而无奈国家羸弱,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。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,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,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;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,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。

负面评价

  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于李鸿章曾作出的错误决策,后人也多对此诟病。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;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《中日天津会议专条》,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;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;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。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,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。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,他杀人过多。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。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,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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