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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舜钦文学风格

诗歌理论
  在对诗歌的政治作用的认识上,苏舜钦与梅尧臣是一致的。他在《石曼卿诗集序》中说:“诗之于时,盖亦大物。”所谓“大物”,即是指诗可以反映“风教之感,气俗之变”,若统治者有“采诗”制度,就可以据以“弛张其务”,达到“长治久安”。因此,他批评“以藻丽为胜”的文学风气,而大力赞扬穆修等人“任以古道”,石曼卿的诗能“警时鼓众”。而且如前所言,他还提出过“文之生也害道德”的颇为极端的意见。其实苏氏为人性格偏于豪放开张,并无道学家的气息,他的这些主张与他在仕途上积极进取的欲望有重要的关系。

触及现实
  作为一个关切时政、渴望有所作为的诗人,苏舜钦的诗常常触及一些严峻的现实问题。他的《庆州败》记叙了宋王朝与西夏战争的失败,痛心疾首地批评了朝廷在边防措施上的松懈和将领的无能;《吴越大旱》写到一方面饥荒病疠使“死者道路积”,另一方面官府为了应付与西夏的战争,仍无情搜括粮食,驱使丁壮劳力上战场,致使“三丁二丁死,存者亦乏食”,最后并以“胡为泥滓中,视此久戚戚。长风卷云阴,倚柂泪横臆”之句,表述了自己内心的痛苦;《城南感怀呈永叔》同样写出民间由于饥荒而出现的惨状:“十有七八死,当路横其尸。犬彘咋其骨,乌鸢啄其皮。”并以“高位厌粱肉,坐论搀云霓”与之相对照,直斥权势者的无能与无耻。

尖锐直截
  在反映时弊、揭露社会矛盾方面,苏舜钦往往比梅尧臣来得尖锐直截。这一方面是由于个性的关系,另一方面也同苏舜钦郁郁不得志的遭遇有关。他本是自视很高的人,却总是受排挤乃至遭诬陷,所以既感到自己无法为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,又感到个人失意的苦闷。这两种情绪纠合在一起,使彼此都强化了。《城南感怀呈永叔》的末一节说:“我今饥伶俜,悯此复自思:自济既不暇,将复奈尔为?愁愤徒满胸,嵘峵不能齐。”言外之意是:倘若自己能掌握权位,便能够拯救百姓;无奈自顾不暇,所以格外愤懑。而在有些诗中,他更把个人的不满直接宣泄出来,如《对酒》:
  丈夫少也不富贵,胡颜奔走乎尘世!予年已壮志未行,案上敦敦考文字。有时愁思不可掇,峥嵘腹中失和气。侍官得来太行颠,太行美酒清如天,长歌忽发泪迸落,一饮一斗心浩然。嗟乎吾道不如酒,平褫哀乐如摧朽。读书百车人不知,地下刘伶吾与归!

坦露激昂
  这种诗情绪坦露激昂,略近于李白的风格,虽然毕竟还不如李白的意气高扬,不可一世。《宋史》本传说苏舜钦“时发愤懑于歌诗,其体豪放,往往惊人”。在北宋诗人中,他确是有些唐人的气味。所以他的理论表述虽然迂腐,诗歌却因情感袒露而显得颇有生气,不是一副道学面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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