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《栩庄漫记》考证，李殉是早期来华的波斯人后裔。其文化底蕴无疑是伊斯兰文化，这从他兼治医学，其弟也以从医为业即可得到某种启示。又由于李殉长期生活于中土，受汉文化的濡染自然在所难免。伊斯兰圣贤自古也都是提倡接受先进的汉文化的，穆罕默德所谓“学问虽远在中国，亦当求之”即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思想。李殉“以秀才预宾贡”，全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，但身上固有的伊斯兰文化因子仍时时在发挥作用。“词”是词人的心曲，是词人情志的外化。他“亡国不仕”，“多感慨之音”是儒家思想的体现；他少柔婉纤丽的情调，而多明快真切的风格，不无潜在的伊斯兰文化的影响。汉、波斯文化对他的交互作用，使其词作在西蜀文坛上别开生面。

　　李珣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，亦颇负诗名，但终不脱波斯人本色，多年以经商为生，浪迹天涯，曾到过广州。唐末广州已是重要的通商口岸，有阿拉伯人万余。李珣在那里如鱼得水，有一段颇为自在得意的生活，常邀女子同游。李殉共有十七首《南乡子》词，皆写南国山水风光与民俗人情。此词即为其中的一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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