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作年代

　　《孔雀东南飞》的写作年代，历来有所争论。根据此诗“小序”，应是汉末建安时代的作品，故属“汉乐府”范围。

　　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云：“《焦仲卿妻》诗，六朝人所作也。《木兰诗》唐人所作也。《乐府》惟此二篇作叙事体，有始有卒，虽词多质俚，然有古意。”刘克庄指出此诗为六朝人作品，但也没有举出什么理由，所以刘说影响不大。

　　1924年，梁启超为了欢迎印度诗人泰戈尔，在北京作了一次演讲，提到《孔雀东南飞》的写作年代问题，他说：“像《孔雀东南飞》和《木兰诗》一类的作品，都起于六朝，前此却无有。（《孔雀东南飞》向来都认为汉诗，但我疑心是六朝的，我别有考证。）《佛本行赞》现在译成四本，原来只是一首诗。……六朝人几于人人共读。那种热烈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，输入我们诗人的心灵中当然不少，只恐《孔雀东南飞》一路的长篇叙事抒情诗，也间接受着影响吧？”（见《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》讲稿，北京《晨报》）此说在文学界颇多影响。

　　梁启超说的“别有考证”后来也未见发表，倒是发表了否定自己的看法。他说：“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疑这诗非汉人作品。他说汉人没有这种长篇叙事诗，应为六朝人拟作。我从前也觉此说新奇，颇表同意。但仔细研究，六朝人不会有此朴拙笔墨。原序说焦仲卿是建安时人，若此诗作于建安末年，便与魏的黄初紧相衔接。那时候如蔡琰的《悲愤诗》，曹植的《赠白马王彪》，都是篇幅很长。然则《孔雀东南飞》也有在那时代写成的可能性，我们还是不翻旧案的好。（见《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》）

　　后来仍有不少人主张《孔雀东南飞》作于六朝的。各种考证的理由，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：一、根据《酉阳杂俎》和《北史·齐本纪》，指出诗里“新妇入青庐”的“青庐”，是北朝新婚时的习俗。二、根据《宋书·臧质传》和《乐府诗集》，证明诗中“四角龙子幡”是南朝的风尚。三、诗中有“两家求合葬，合葬华山傍”的句子，认为庐江的人绝不会葬到陕西华山去，华山在这里只是一个借喻，是袭用了宋少帝时“华山畿”的故事。根据这些理由，认为汉朝的诗里是不可能出现六朝的习俗、风尚和事迹的，《孔雀东南飞》的这些内证，就透露了自己问世的年代。

　　但是这些论证仍然比较牵强，不足以构成完整的理由。因为：一、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·礼异》中虽记有“北朝婚礼，青布幔为屋，在门内外，谓之‘青庐’，于此交拜迎妇。”但这段话只能证明北朝有这种婚礼，却不能证明北朝以前没有这种婚礼。“青庐”汉代已有，《世说新语·假谲》中记曹操故事时已有“青庐”之名出现，也说明“青庐”已用于汉末，而非始于北朝，只是北朝袭用汉俗而已。二、《宋书·臧质传》、《乐府诗集》引《古今乐录》中虽然有“龙子蟠”的记载，但“幡”在汉末已很流行，传喻信命，表题官号，用的就是这种四角旗。“龙幡”曾见于《三国志·吴志》。所以《孔雀东南飞》中出现“四角龙子幡”是很自然的事，不能说它是南朝独有的风尚。三、“孔雀东南飞”与“华山畿”故事中的殉情情节，类型相同，都是民间传说中的典型。“孔雀东南飞”故事的地点在庐江，“华山畿”故事的地点南徐在今镇江。中国各地小山同名的很多，不一定“孔雀东南飞”就是袭用了“华山畿”的地名，借喻之说，也不确切。

　　北大《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》谓：“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，历来有许多争论，或以为汉末人作。今按，根据原序，此诗基本上当成于汉末；惟民间乐府本为集体创作，在流传中总会经过不断的丰富和修改，自然随时有增附润饰的可能，故诗中不免有汉以后的风俗习惯等描写羼入，不得因此即武断为六朝人之作。至其被收入《玉台新咏》，则表示此诗最终写定的时间必在徐陵之前。”

　　以上为此诗写作年代的争论情况，但通常仍根据《玉台新咏》所载“小序”，认为是汉末之作。

社会环境

　　故事发生在“汉末建安中”。当时的背景是：汉武帝时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儒家的那套伦理纲常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，并发展到了相当完备严密的程度。在婚姻制度方面就规定有“七出”、“天下无不是之父母”等清规戒律。“天下无不是之父母”，这正是焦刘悲剧的主要原因。在这一时代氛围里，在焦母的淫威下，焦仲卿敢于站在刘兰芝一边，表现出与兰芝“结发同枕席，黄泉共为友”的坚决态度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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