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，世乱愈甚，以致危亡者，何也？”
太公曰：“举贤而不用，是有举贤之名，而无用贤之实也。”
文王曰：“其失安在？”
太公曰：“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誉，而不得真贤也。”
文王曰：“何如？”
太公曰：“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，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，则多党者进，少党者退。若是，则群邪比周而蔽贤，忠臣死于无罪，奸臣以虚誉取爵位，是以世乱愈甚，则国不免于危亡。”
文王曰：“举贤奈何？”
太公曰：“将相分职，而各以官名举人，按名督实。选才考能，令实当其名，名当其实，则得举贤之道矣。”
文王问太公说：“君主致力于举用贤能。但却不能收到实效，社会越来越动乱，以致国家陷于危亡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” 太公答道：“选拔出贤能而不加以任用，这是有举贤的虚名，而没有用贤的实质。” 文王问道：“导致这种过失的原因在哪里呢？” 太公答说：“寻致这一过失的原因在于君主喜欢任用世俗所称赞的人，因而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贤人了。” 文王问道：“为什么这样说呢？” 太公说：“君主以世俗所称赞的人为贤能，以世俗所诋毁的人为不肖之徒，那么党羽多的人就会被进用，党羽少的人就会被排斥。这样邪恶之人就会结党营私而埋没贤能，忠臣无罪而被置于死地，奸臣凭借虚名骗取爵位，所以社会越来越混乱，国家也就不能避免危亡了。” 文王问道：“应该怎样举贤呢？” 太公答道：“将相分工，根据各级官吏应具备的条件选拔贤能，根据官吏的职责考核其工作实绩。选拔各类人才。考查其能力强弱，使其德才与官位相称、官位同德才相称。这样就掌握了举贤的原则和方法了。”
东汉王朝在黄中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土崩瓦解，随之而来的是群雄割据，混战不己。在这种混乱局面中，曹操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，就先后扫平了袁绍等大小割据势力，统一了中国北方，并为进一步统一奠定了雄厚的基础。曹操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但不拘一格，广揽人才，集众人之智以为己用，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。 曹操思才若渴，注意延揽各方面的人才。在他创业之初，就极力网罗当世贤才以为己用。他在得到有“王佐之才”之誉的荀彧后，高兴地称为“我之子房”，委以重任。荀彧又向他推荐荀攸、郭嘉两位很有谋略的人。曹操任荀攸为军师，让郭嘉参与机要。这三人成为曹操扫平群雄的智囊人物。曹操每打败一个强敌，占据一块地盘，都尽力把敌方及当地的有用之才搜罗到自己麾下。原刘表属下的才士王粲归降曹操后曾感慨地说，袁绍、刘表手下都有很多俊杰奇士，但都不为所用，但曹操却多方罗致人才，“使海内回心，望风而愿治，文武并用，英雄毕力，此三王之举也。”对敌方的降将，曹操捐弃前嫌，加以重用，如张辽、徐晃、张郃等人，后来都成为曹操军中佐命立功的名将。再如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，文才出众，曾为袁绍起草讨伐曹操的檄文，曹操也既往不咎，让他掌管文书工作，后来曹操军中书檄多出自他的手中。 曹操选才用人的特点是“按名督实”，不以“世俗之所誉者为贤”，唯才是举，不拘一格。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，朝廷用人取士大抵以儒家品行要求为标准，往往不问真才实学，后世流成风习。曹操认为，国家丧乱之际，急需人才，如果过分拘泥于“世俗所誉”的品行，就会使“有治国用兵之术”的奇才异士埋没民间，因此他多次颁布求贤令，命属下破除时俗，以才能为举贤的最高标准，“明扬仄陋，唯才是举”。 曹操既有举贤之名又有举贤之实；能够从善如流，真正发挥他们的才智，采纳有益的建议、即使意见没被采纳，也对提意见者予以鼓励。这样，就收到了“举贤而获其功”的效果。曹操广揽天下贤才以为己用，终于成就了辉煌的业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