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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记·七十列传·万石张叔列传

  万石君名奋,其父赵人也,姓石氏。赵亡,徙居温。高祖东击项籍,过河内,时奋年十五,为小吏,侍高祖。高祖与语,爱其恭敬,问曰:“若何有?”对曰:“奋独有母,不幸失明。家贫。有姊,能鼓琴。”高祖曰:“若能从我乎?”曰:“原尽力。”於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,以奋为中涓,受书谒,徙其家长安中戚里,以姊为美人故也。其官至孝文时,积功劳至大中大夫。无文学,恭谨无与比。

  文帝时,东阳侯张相如为太子太傅,免。选可为傅者,皆推奋,奋为太子太傅。及孝景即位,以为九卿;迫近,惮之,徙奋为诸侯相。奋长子建,次子甲,次子乙,次子庆,皆以驯行孝谨,官皆至二千石。於是景帝曰:“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,人臣尊宠乃集其门。”号奋为万石君。

  孝景帝季年,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,以岁时为朝臣。过宫门阙,万石君必下车趋,见路马必式焉。子孙为小吏,来归谒,万石君必朝服见之,不名。子孙有过失,不谯让,为便坐,对案不食。然后诸子相责,因长老肉袒固谢罪,改之,乃许。子孙胜冠者在侧,虽燕居必冠,申申如也。僮仆如也,唯谨。上时赐食於家,必稽首俯伏而食之,如在上前。其执丧,哀戚甚悼。子孙遵教,亦如之。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,虽齐鲁诸儒质行,皆自以为不及也。

  建元二年,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。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,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,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,少子庆为内史。

  建老白首,万石君尚无恙。建为郎中令,每五日洗沐归谒亲,入子舍,窃问侍者,取亲中稖厕窬,身自浣涤,复与侍者,不敢令万石君知,以为常。建为郎中令,事有可言,屏人恣言,极切;至廷见,如不能言者。是以上乃亲尊礼之。

  万石君徙居陵里。内史庆醉归,入外门不下车。万石君闻之,不食。庆恐,肉袒请罪,不许。举宗及兄建肉袒,万石君让曰:“内史贵人,入闾里,里中长老皆走匿,而内史坐车中自如,固当!”乃谢罢庆。庆及诸子弟入里门,趋至家。

  万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。长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,扶杖乃能行。岁馀,建亦死。诸子孙咸孝,然建最甚,甚於万石君。

  建为郎中令,书奏事,事下,建读之,曰:“误书!‘马’者与尾当五,今乃四,不足一。上谴死矣!”甚惶恐。其为谨慎,虽他皆如是。

 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,御出,上问车中几马,庆以策数马毕,举手曰:“六马。”庆於诸子中最为简易矣,然犹如此。为齐相,举齐国皆慕其家行,不言而齐国大治,为立石相祠。

  元狩元年,上立太子,选群臣可为傅者,庆自沛守为太子太傅,七岁迁为御史大夫。

  元鼎五年秋,丞相有罪,罢。制诏御史:“万石君先帝尊之,子孙孝,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,封为牧丘侯。”是时汉方南诛两越,东击朝鲜,北逐匈奴,西伐大宛,中国多事。天子巡狩海内,修上古神祠,封禅,兴礼乐。公家用少,桑弘羊等致利,王温舒之属峻法,兒宽等推文学至九卿,更进用事,事不关决於丞相,丞相醇谨而已。在位九岁,无能有所匡言。尝欲请治上近臣所忠、九卿咸宣罪,不能服,反受其过,赎罪。

  元封四年中,关东流民二百万口,无名数者四十万,公卿议欲请徙流民於边以適之。上以为丞相老谨,不能与其议,乃赐丞相告归,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。丞相惭不任职,乃上书曰:“庆幸得待罪丞相,罢驽无以辅治,城郭仓库空虚,民多流亡,罪当伏斧质,上不忍致法。原归丞相侯印,乞骸骨归,避贤者路。”天子曰:“仓廪既空,民贫流亡,而君欲请徙之,摇荡不安,动危之,而辞位,君欲安归难乎?”以书让庆,庆甚惭,遂复视事。

  庆文深审谨,然无他大略,为百姓言。後三岁馀,太初二年中,丞相庆卒,谥为恬侯。庆中子德,庆爱用之,上以德为嗣,代侯。後为太常,坐法当死,赎免为庶人。庆方为丞相,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。及庆死後,稍以罪去,孝谨益衰矣。

  建陵侯卫绾者,代大陵人也。绾以戏车为郎,事文帝,功次迁为中郎将,醇谨无他。孝景为太子时,召上左右饮,而绾称病不行。文帝且崩时,属孝景曰:“绾长者,善遇之。”及文帝崩,景帝立,岁馀不噍呵绾,绾日以谨力。

  景帝幸上林,诏中郎将参乘,还而问曰:“君知所以得参乘乎?”绾曰:“臣从车士幸得以功次迁为中郎将,不自知也。”上问曰:“吾为太子时召君,君不肯来,何也?”对曰:“死罪,实病!”上赐之剑。绾曰:“先帝赐臣剑凡六,剑不敢奉诏。”上曰:“剑,人之所施易,独至今乎?”绾曰:“具在。”上使取六剑,剑尚盛,未尝服也。郎官有谴,常蒙其罪,不与他将争;有功,常让他将。上以为廉,忠实无他肠,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。吴楚反,诏绾为将,将河间兵击吴楚有功,拜为中尉。三岁,以军功,孝景前六年中封绾为建陵侯。

  其明年,上废太子,诛栗卿之属。上以为绾长者,不忍,乃赐绾告归,而使郅都治捕栗氏。既已,上立胶东王为太子,召绾,拜为太子太傅。久之,迁为御史大夫。五岁,代桃侯舍为丞相,朝奏事如职所奏。然自初官以至丞相,终无可言。天子以为敦厚,可相少主,尊宠之,赏赐甚多。

  为丞相三岁,景帝崩,武帝立。建元年中,丞相以景帝疾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,而君不任职,免之。其後绾卒,子信代。坐酎金失侯。

  塞侯直不疑者,南阳人也。为郎,事文帝。其同舍有告归,误持同舍郎金去,已而金主觉,妄意不疑,不疑谢有之,买金偿。而告归者来而归金,而前郎亡金者大惭,以此称为长者。文帝称举,稍迁至太中大夫。朝廷见,人或毁曰:“不疑状貌甚美,然独无柰其善盗嫂何也!”不疑闻,曰:“我乃无兄。”然终不自明也。

  吴楚反时,不疑以二千石将兵击之。景帝後元年,拜为御史大夫。天子修吴楚时功,乃封不疑为塞侯。武帝建元年中,与丞相绾俱以过免。

  不疑学老子言。其所临,为官如故,唯恐人知其为吏迹也。不好立名称,称为长者。不疑卒,子相如代。孙望,坐酎金失侯。

  郎中令周文者,名仁,其先故任城人也。以医见。景帝为太子时,拜为舍人,积功稍迁,孝文帝时至太中大夫。景帝初即位,拜仁为郎中令。

  仁为人阴重不泄,常衣敝补衣溺袴,期为不絜清,以是得幸。景帝入卧内,於後宫祕戏,仁常在旁。至景帝崩,仁尚为郎中令,终无所言。上时问人,仁曰:“上自察之。”然亦无所毁。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。家徙阳陵。上所赐甚多,然常让,不敢受也。诸侯群臣赂遗,终无所受。

  武帝立,以为先帝臣,重之。仁乃病免,以二千石禄归老,子孙咸至大官矣。

  御史大夫张叔者,名欧,安丘侯说之庶子也。孝文时以治刑名言事太子。然欧虽治刑名家,其人长者。景帝时尊重,常为九卿。至武帝元朔四年,韩安国免,诏拜欧为御史大夫。自欧为吏,未尝言案人,专以诚长者处官。官属以为长者,亦不敢大欺。上具狱事,有可卻,卻之;不可者,不得已,为涕泣面对而封之。其爱人如此。

  老病笃,请免。於是天子亦策罢,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。家於阳陵。子孙咸至大官矣。

  太史公曰:仲尼有言曰“君子欲讷於言而敏於行”,其万石、建陵、张叔之谓邪?是以其教不肃而成,不严而治。塞侯微巧,而周文处讇,君子讥之,为其近於佞也。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!

  万石孝谨,自家形国。郎中数马,内史匍匐。绾无他肠,塞有阴德。刑名张欧,垂涕恤狱。敏行讷言,俱嗣芳躅。

参考翻译

连环画资料

万石君名奋,他的父亲是赵国人,姓石。赵国灭亡后,迁居到温县。高祖东进攻打项羽,途经河内郡,当时石奋年纪只有十五岁,做小官吏,侍奉高祖。高祖和他谈话,喜爱他恭敬谨慎的态度,问他说:“你家中有些什么人?”回答说:“我家中只有母亲,不幸眼睛已失明。家中很贫穷。还有个姐姐,会弹琴。”高祖又说:“你能跟随我吗?”回答说:“愿竭尽全力侍奉。”于是,高祖召他的姐姐入宫做了美人,让石奋做中涓,受理大臣进献的文书和谒见之事,他的家迁徙到长安的中戚里,这是因他的姐姐做了美人的缘故。他的官职到文帝时累积功劳升至太中大夫。他不通儒术,可是恭敬谨慎无人可比。 文帝时,东阳侯张相如做太子太傅,后被免职。文帝选择可以做太傅的人,大家都推举石奋,石奋做了太子太傅。等到景帝即位,使他官居九卿之位;因他过于恭敬谨慎而接近自己,景帝也畏惧他,调他做了诸侯丞相。他的长子石建,二子石甲,三子石乙,四子石庆,都因为性情顺驯,对长辈孝敬,办事谨慎,官位做到二千石,于是景帝说:“石君和四个儿子都官至二千石,做为人臣的尊贵荣耀竟然集中在他们一家。”就称呼石奋为万石君。 景帝末年,万石君享受上大夫的俸禄告老回家,在朝廷举行盛大典礼朝令时,他都作为大臣来参加。经过皇宫门楼时,万石君一定要下车急走,表示恭敬,见到皇帝的车驾一定要手扶在车轼上表示致意。他的子孙辈做小吏,回家看望他,万石君也一定要穿上朝服接见他们,不直呼他们的名字。子孙中有人犯了过错,他不责斥他们,而是坐到侧旁的座位上,对着餐桌不肯吃饭。这样以后其他的子孙们就纷纷责备那个有错误的人,再通过族中长辈求情,本人裸露上身表示认错,并表示坚决改正,才答允他们的请求。已成年的子孙在身边时,既使是闲居在家,他也一定要穿戴整齐,显示出严肃整齐的样子。他的仆人也都非常恭敬,特别谨慎。皇帝有时赏赐食物送到他家,必定叩头跪拜之后才弯腰低头去吃,如在皇帝面前一样。他办理丧事时,非常悲哀伤悼。子孙后代遵从他的教诲,也像他那样去做。万石君一家因孝顺谨慎闻名于各郡县和各诸侯国,即使齐鲁二地品行朴实的儒生们,也都认为自己不如他们。 建元二年(前141),郎中令王臧因为推崇儒学获罪。皇太后认为儒生言语大多文饰浮夸而不够朴实,现在万石君一家不善夸夸其谈而能身体力行,就让万石君的大儿子石建做了郎中令,小儿子石庆做了内史。 石建年老发白,万石君身体还能健康无病。石建做了郎中令,每五天休假一天,回家拜见父亲时,先是进入侍者的小屋,私下向侍者询问父亲情况,拿走他的内衣去门外水沟亲自洗涤,再交给侍者,不敢让父亲知道,而且经常如此。石建做郎中令时,有事要向皇帝谏说,能避开他人时就畅所欲言,说得峻急;及至朝廷谒见时,装出不善说话的样子。因此皇帝就对他亲自表示尊敬和礼遇。 万石君迁居到陵里。担任内史的儿子石庆酒醉归来,进入里门时没有下车。万石君听到这件事后不肯吃饭。石庆恐惧,袒露上身请求恕罪,万石君仍不允许。全族的人和哥哥石建也袒露上身请求恕罪,万石君才责备说:“内史是尊贵的人,进入里门时,里中的父老都急忙回避他,而内史坐在车中依然故我,不知约束自己,本是应该的嘛!”说完就喝令石庆走开。从此以后,石庆和石家的弟兄们进入里门时,都下车快步走回家。 万石君在武帝元朔五年(前124)去世。大儿子郎中令石建因悲哀思念而痛哭,以致手扶拐杖才能走路,过了一年多,石建也死了。万石君的子孙们都很孝顺,然而石建最突出,超过了万石君。 石建做郎中令时,一次书写奏章,奏章批复下来,石建再读时,非常惊恐地说道“写错了!‘马’字下面的四点和下曲的马尾应该五笔,现在才写四笔,少了一笔,皇帝会责怪我,我该死啊!”可见他为人的谨慎,即使对待其他的事也都像这样。 万石君的小儿子石庆做太仆,为皇帝驾车外出,皇帝问驾车的马有几匹,石庆用马鞭一一点数马匹后,才举手示意说:“六匹。”石庆在几个儿子中算是最简略疏粗的了,然而尚且如此小心谨慎。石庆做齐国的国相,齐国上下都敬慕他们的家风,所以不用发布政令齐国就非常安定,人们就为石庆立了“石相祠”。 武帝元狩元年(前122),皇帝确立太子,从群臣中挑选能够做太子老师的人,石庆从沛太守任上调为太子太傅,过了七年升任御史大夫。 武帝元鼎五年(前112)秋,丞相赵周有罪被罢官。皇帝发下诏书给御史大夫:“先帝很敬重万石君,他们的子孙都很孝顺,命令御史大夫石庆担任丞相,封为牧丘侯。”这时,汉朝正在南方诛讨南越,东越,在东方攻打朝鲜,在北方追逐匈奴,在西方征伐大宛,国家正值多事之时。加上皇帝巡视全国各地,修复上古的神庙,到泰山祭天,到梁父祭地,大兴礼乐。国家财政发生困难,皇帝就让桑弘羊等谋取财利,王温舒等实行苛峻的法律,使兒(ní,泥)宽等推尊儒学,他们都官至九卿,交替升迁当政,朝中大事不取决于丞相,丞相只是一味忠厚谨慎罢了。丞相在位九年,不能有任何匡正时局纠谏错误的言论,他曾想要惩治皇帝的近臣所忠,九卿咸宣的罪过,不仅不能使他们服罪,反而遭受了惩处,以米粟入官才得免罪。 汉武帝元封四年(前107),关东百姓有两百万人流离失所,没有户籍的有四十万人,公卿大臣商议请求皇帝迁徙流民到边疆去,以此来惩罚他们。皇帝认为丞相年老谨慎,不可能参与这种商议,就让他请假回家,而查办御史大夫以下商议提出这种请求的官吏。丞相因不能胜任职务而愧疚,就上书给皇帝说:“我石庆承蒙宠幸得以位居丞相,可是自己才能低劣不能辅佐陛下治理国家,以致城郊仓库空虚,百姓多流离失所,罪该处死,皇帝不忍心依法处治我,我愿归还丞相和侯爵的印信,请求告老还乡,给贤能的人让位。”皇帝说:“粮仓已经空虚,百姓贫困流离失所,而你却要请求迁徙他们,社会已经动荡不安了,社会的动荡使国家发生危机,在这种时候你却想辞去职位,你要把责难归结到谁身上呢?”用诏书责备石庆,石庆非常惭愧,才又重新处理政事。 石庆为人思虑细密,处事审慎拘谨,却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及为百姓说话的表现。从此又过了三年多,在太初二年(前103),丞相石庆去世,赐谥号为恬侯。石庆的次子名德,石庆喜爱器重他,皇帝让石德做石庆的继承人,承袭侯爵的爵位。后来做到了太常。因为触犯法律判处死刑,纳米粟入官赎罪后成了平民。石庆做丞相时,他的子孙中从小吏升到两千石职位的有十三人。等到石庆死后逐渐因不同罪名而被免职,孝顺谨慎的家风也更加衰落了。 建陵侯卫绾,是代郡大陵人。卫绾*在车上表演杂技而做了侍卫皇帝的郎官,侍奉文帝,由于不断立功依次升迁为中郎将,除了忠厚谨慎一无所长。景帝做太子时,他请皇帝身边的近臣饮宴,而卫绾借口生病不肯去。文帝临死时嘱咐景帝说:“卫绾是年高望重的人,你要好好对待他。”等到文帝死去,景帝即位,景帝一年多没责斥过卫绾,卫绾只是一天比一天更谨慎地尽责。 景帝有一次驾临上林苑,命令中郎将卫绾和自己共乘一辆车,回来后问卫绾:“知道你为什么能和我同乘一车吗?”卫绾说:“我从一个小小的车士幸运地因立功逐渐升为中郎将,我自己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。”景帝又问:“我做太子时召请你参加宴饮,你不肯来,为什么呢?”回答说:“臣该死,那时实在生病了!”景帝赐给他一把剑。卫绾说:“先皇帝曾经赐给我总共六把剑,我不敢再接受陛下的赏赐。”景帝说:“剑是人们所喜爱之物,往往用来送人或交换他物,难道你能保存到现在吗?”卫绾说:“全都还在。”皇帝派人去取那六把剑,宝剑完好地在剑套中,不曾使用过。中郎将属下的郎官犯了错误,卫绾常常代他们受过,不和其他的人去争辩;有了功劳,常常谦让给他人。皇帝认为他品行方正,对自己忠诚没有杂念,就任命他做了河间王刘德的太傅。吴楚七国之乱时,皇帝任命卫绾做了将军,率领河间王的军队攻打吴楚叛军有功,任命他做了中尉。过了三年,因为战功,在景帝前元六年(前151)受封为建陵侯。 第二年,景帝废黜栗太子刘荣,杀了太子的舅父等人。景帝认为卫绾是忠厚的人,不忍心让他治理这件大案,就赐他休假回家。而让郅都逮捕审理栗氏族人。处理完这件案子,景帝任命胶东王刘彻做了太子,征召卫绾做太子太傅。又过较长时候,升迁为御史大夫。过了五年,代替桃侯刘舍做了丞相,在朝廷上只奏报职份内的事情。然而从他最初做官起直到他位列丞相,终究没有什么可称道或指责之处。皇帝认为他敦厚,可以辅佐少主,对他很尊重宠爱,赏赐的东西很多。 卫绾做丞相三年,景帝死,武帝即位。建元年间,因景帝卧病时,各官署的许多囚犯多是无辜受冤屈的人,他身为丞相,未能尽职尽责,被免去丞相官职。后来卫绾去世,儿子卫信承袭了建陵侯的爵位。后来因为上酎金不合规定而失去爵位。 塞侯直不疑是南阳人。他做郎官侍奉文帝。与他同住一室的人请假探家,误拿走他人的金子而去,过了些时候,金子的主人才发觉,就胡乱猜疑直不疑,直不疑向他道歉并承认了这件事,买金子偿还他。等到请假探家的人回来归还了金子,使那个先前丢失金子的人极为惭愧,因此人们称直不疑是个忠厚的人。文帝也称赞提拔了他,逐渐升至太中大夫。一次上朝廷见时,有人谗毁他说:“直不疑相貌很美,然而惟独没有办法处置他喜欢和嫂子私通的事啊!”直不疑听说后,说:“我是没有兄长的。”说过后他终究不再做其他辩解。 吴楚七国之乱时,直不疑以二千石的官职率兵攻打叛军。景帝后元年(143前),任命他做了御史大夫。景帝总结平定吴楚叛乱人的功劳时,封直不疑为塞侯。武帝建元年间,和丞相卫绾都因过失免去官职。 直不疑学习老子的学说。他治理每个地方时,担任官职都因循前任所为,唯恐人们知道他做官的事迹。他不喜欢树立自己的名声,被人称为长者。直不疑去世,儿子相如承袭侯爵之位。到孙子望时,由于进献酎金不合要求而失去侯爵之位。 郎中令周文,名仁,他的祖先原是任城人。凭借医术谒见天子。景帝做太子时,任命他做舍人,累积功劳逐渐提升,文帝时官至太中大夫。景帝刚继位,就任命周仁做了郎中令。 周仁为人深隐持重不泄露别人的话语,常常穿着破旧缀有补丁的衣服和能够吸附尿液的内裤,故意去做不洁净的事,使妃嫔不愿接近因此得到景帝宠爱。景帝进入寝宫和妃嫔淫亵戏耍时,周仁常在旁边。景帝死时,周仁还在做郎中令,可他始终无所进言。皇帝有时询问别人的情况,周仁总是说:“皇上亲自考察他吧。”然后也没有讲别人的什么坏话。因此景帝曾经一再驾临他的家,他家后来迁徙到阳陵。皇帝赏赐的东西很多,他却常常推让,不敢接受。诸侯百官赠送的东西,他始终没有接受。 汉武帝即位,认为他是先帝的大臣而尊重他。周仁因病免职朝廷让他享受每年二千石的俸禄返乡养老,他的子孙都做到了大官。 御史大夫张叔名欧,是安丘侯张说的庶子。文帝时以研究法家学说侍奉太子。尽管张欧研究法家学说,他却是个忠厚长者。景帝时很受尊重,常常位居九卿之列。到了武帝元朔四年(前125),韩安国被免职,皇帝任命张欧做了御史大夫。自从张欧做官以来,没有说过惩办人,专门以诚恳忠厚的态度做官。部属都认为他是忠厚的长者,也不敢过分地欺骗他。皇上把准备审理的案件交给他,有能够退回重审的就退回;不能退回重审的,因事不得已,就流泪而哭,亲自看着封好文书。他爱别人就是如此。 后来他年老病重,请求免去官职。天子也就颁布诏书,准许他的请求,按照上大夫的俸禄让他回乡养老。他住在阳陵。他的子孙都做到了大官。 太史公说:孔子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:“君子要言语迟钝而做事敏捷”,这句话说的是万石君、建陵侯和张叔吧!因此他们做事不峻急却能使事情成功,措施不严厉而能使社会安定。塞侯直不疑过于巧诈,而周文失于卑恭谄媚,君子讥讽他们,因为他们形近谄佞。但他们也可算是行为敦厚的君子了。

参考赏析

解析

此文是一篇合传。共记万石君石奋、石建、石庆一家及卫绾、直不疑、周仁、张欧等人的事迹。 万石君一家不学无术,谨小慎微,虚伪矫饰,无耻可笑之至。其他的一些人,直不疑的买金偿亡虚伪做作已不尽人情,周仁的“处谄”已“近于佞”,就是卫绾也只是“醇谨无他”所长,张叔也不过是“专以诚长者处官”的无能之辈。他们尽管在事业上都一无建树,在耍弄权术上却算得独树一帜各有千秋,他们的个人品质可指摘处更多。这些人物显然全是作者要否定批判的。作者心目中的文臣武将应该都是“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,赴公家之难”(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)的人。可是,这里的人物几乎全是凭借谄媚机巧满足个人私欲之徒。这样一些唯唯诺诺的人物,其实是封建专制政治的产物,最高统治者需要的是奴才,而不是人才。于是,此辈才得以“脱颖而出”青云直上,而像作者那样的人只能抱负落空,才干无从施展。作者正是基于对当时封建专制政治有这种深刻的理解,才写了这篇文章,使文章具有猛烈的抨击和尖锐的嘲讽之意。 此文在写作上,最成功之处是嘲讽艺术的运用。作者在对这些丑类进行揭露时,往往在不动声色的描述中,暗寓对他们的轻蔑。如写石奋“必朝服见”子孙,“上时赐食于家,必稽首俯伏而食之,如在上前”,貌似一本正经,恭敬无比,实际作者却嘲笑了他的迂腐。石建作郎中令时,“事有可言,屏人恣言,极切;至廷见,如不能言者”,两相对比,他的虚伪就暴露无遗。石庆“以策数马毕,举手曰:‘六马。’”,这一细节的描写使其小心拘谨的神态跃然纸上。每读至这些地方,会令人忍俊不禁哑然失笑。自然这些也归功于作品细节描写的生动逼真。 文中写作的重点是万石君一家,可作者又写了卫绾等人,这多少有些物以类聚的烘托渲染的作用,使这些丑类集体曝光,更能显出他们的丑陋的嘴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