彭更问曰：“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，以传食于诸侯，不以泰乎？”
孟子曰：“非其道，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；如其道，则舜受尧之天下，不以为泰，子以为泰乎？”
曰：“否。士无事而食，不可也。”
曰：“子不通功易事，以羡补不足，则农有余粟，女有余布；子如通之，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。于此有人焉，入则孝，出则悌，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后之学者，而不得食于子。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？”
曰：“梓匠轮舆，其志将以求食也；君子之为道也，其志亦将以求食与？”
曰：“子何以其志为哉？其有功于子，可食而食之矣。且子食志乎？食功乎？”曰：“食志。”
曰：“有人于此，毁瓦画墁，其志将以求食也，则子食之乎？”曰：“否。”
曰：“然则子非食志也，食功也。”
译文 彭更问：“后面跟随着数十辆车，又跟随着几百人，在客馆里吃遍了诸侯各国，不以为过分吗？” 孟子说：“如果不想走一条道路，即使一碗饭也不接受；如果同走一条道路，那舜接受尧的天下，也不以为过分，你以为过分吗？” 彭更说：“不，但读书人不做事而吃饭，是不可以的。” 孟子说：“你不通晓用成效交换之事，以多余的补充不足的；那么农民有余粮，妇女有多余的布帛就不知道如何交换。你如果通晓这些事，那么造礼器的梓人、掌土木的匠人、造车轮的轮人、制车厢的舆人都能从你这里得到饭吃。有这样一个人，在家孝顺，在外友爱，能守先辈君王的道路，以此扶持后来的学者，却不能从你那里谋食，你为什么能尊重造礼器的梓人、掌土木的匠人、造车轮的轮人、制车厢的舆人却轻视为了仁义而奔走的人呢？” 彭更说：“造礼器的梓人、掌土木的匠人、造车轮的轮人、制车厢的舆人，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求饭吃；君子追求人生的道路，其目的也是为了求饭吃吗？” 孟子说：“你何必管动机目的呢？他对你有劳绩，你可以供养就供养，你是按动机供养人，还是按成效供养人呢？” 彭更说：“供养求饭吃的人。” 孟子说：“有这样一个人，他打坏瓦，又乱涂墙，他的目的也是为了求饭吃，你供养他吗？” 彭更说：“不。” 孟子说：“那么你不是因人的动机而供养，而是按他的贡献而供养了。” 注释 1.彭更：孟子的学生。 2.传：（zhuàn转）《战国策·齐策五》：“昔者赵氏袭卫,车舍人不休传。”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：“秦王度之，终不可强夺，遂许斋五日，舍相如广成传舍。”《后汉书·陈忠传》：“发人修道,缮理亭传。”《三国志·张鲁传》：“作义舍，如今之亭传。”这里用为古时招待宾客的馆舍之意。 3.泰：通“太”；过于。《庄子·渔父》：“不泰多事乎？”《礼记·曲礼上》假尔泰龟有常。”《淮南子·原道》：“泰古二皇。”这里用为过分之意。 4.箪：（dan单）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：“箪食与肉。”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贤哉，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，回也！”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苞苴箪笥。”《仪礼·士冠礼》：“栉实于箪。”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：“箪食壶浆以迎王师。”《说文》：“箪，笥也。从竹，单声。”古代盛饭的圆形竹器。 5.功：《书·益稷》：“惟荒度土功。”《·豳风·七月》：“嗟我农夫，我稼既同，上入执宫功。”《庄子·天地》：“事求可，功求成。”这里用为成效之意。 6.羡：《诗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：“四方有羡。”《管子·国蓄》：“钧羡不足。”《周礼·小司徒》：“以其余为羡。”《晏子春秋》：“喜乐无羡赏，忿怒无羡刑。”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：“浮食奇民,欲擅管山海之货，以致富羡。”这里用为富裕有多之意。 7.墁：（man慢）这里用指为土墙之意。
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。 一个还是当受不当受的问题。用我们的话来说，就是，只要是正当的，再多也可以接受；如果不正当，再少也不应该接受。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一些经济案件的问题了。比如说某项技术发明或新产品开发之类的成果收人问题，新闻媒介时有披露，其症结点在就在于当事人的巨额收入是“如其道”还是“非其道”。如果是“如其道”，那再多也不应该有问题（当然要按有关规定上税等等），如果是“非其道”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这里的界限是很清楚的。 问题倒是在于，谁来认定是“如其道”还是“非其道”呢？混乱也正是出在这里，往往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。这大概就需要多多颁布法规了吧。回到孟子的说法，我们看到，他在这里的观点与孔子所谓“如利思义”（《论语?宪问》或“见得思义”（《论语?季氏》）的观点以及他自己“当辞则辞，当受则受”的实际做法（见《公孙丑下》4?3）都是一致的。说到底，还是我们今天常说的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。“有道”就是“如其道”，“无道”就是“非其道”。 本章牵涉的另一个方面是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问题。 在这一点上，孟子同样采取了他一贯的推谬手法，把论辩对手推到荒唐的境地，使之不得不承认错误，从而证实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。 在我们今天看来，他们师生之间所谈论的这个问题并不复杂．学生彭更是从动机来看问题，解决问题。孟子则是从实际功绩，也就是效果方面来看问题，解决问题。有点近似于我们今天说不听大话、空话，只看工作实绩。 当然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，动机与效果的问题是一对哲学范畴。我们的观点是二者的统一，也就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统一：无论你是共。办了错事，还是做好事的“动机不纯”，都是反对的。 只不过，面对生活与工作的实践，不可能事事都能做到二者的统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恐怕还是应该主要看实绩，也就是“食功”而“非食志”了吧。
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。 一个还是当受不当受的问题。用我们的话来说，就是，只要是正当的，再多也可以接受；如果不正当，再少也不应该接受。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一些经济案件的问题了。比如说某项技术发明或新产品开发之类的成果收人问题，新闻媒介时有披露，其症结点在就在于当事人的巨额收入是“如其道”还是“非其道”。如果是“如其道”，那再多也不应该有问题（当然要按有关规定上税等等），如果是“非其道”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这里的界限是很清楚的。 问题倒是在于，谁来认定是“如其道”还是“非其道”呢？混乱也正是出在这里，往往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。这大概就需要多多颁布法规了吧。回到孟子的说法，我们看到，他在这里的观点与孔子所谓“如利思义”（《论语?宪问》或“见得思义”（《论语?季氏》）的观点以及他自己“当辞则辞，当受则受”的实际做法（见《公孙丑下》4?3）都是一致的。说到底，还是我们今天常说的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。“有道”就是“如其道”，“无道”就是“非其道”。 本章牵涉的另一个方面是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问题。 在这一点上，孟子同样采取了他一贯的推谬手法，把论辩对手推到荒唐的境地，使之不得不承认错误，从而证实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。 在我们今天看来，他们师生之间所谈论的这个问题并不复杂．学生彭更是从动机来看问题，解决问题。孟子则是从实际功绩，也就是效果方面来看问题，解决问题。有点近似于我们今天说不听大话、空话，只看工作实绩。 当然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，动机与效果的问题是一对哲学范畴。我们的观点是二者的统一，也就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统一：无论你是共。办了错事，还是做好事的“动机不纯”，都是反对的。 只不过，面对生活与工作的实践，不可能事事都能做到二者的统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恐怕还是应该主要看实绩，也就是“食功”而“非食志”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