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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史公说："礼的品格、功能，实在博大众多而又盛美啊！它主宰万物、驱策群品，岂是人力所能做到的？我曾到大行礼官那里，研究夏、商、周三代礼制的演变，才知道，按照人情制定礼，依据人性制定仪，是由来已久的事了。 做人的道理，千条万条，无不贯穿一条基本准则，就是诱导人们，使知仁义，并以刑罚相约束。所以，德厚之人，地位尊显贵重；俸禄多的享受荣耀恩宠，以此来统一天下人的意识，整齐人心。人的身体乘车马感到舒适，就以金饰车，又雕镂车衡，镶金错银，加上繁琐的装饰；眼睛爱看五彩美色，就设计了黼黻文章等花纹，使外表形态更美好；人耳乐闻钟磬等动听的声音，就调谐各种乐器以激荡人心；人口喜欢吃美味食物，就烹调出嘉肴异馔，或酸或咸，各尽其美；人情喜爱珍贵善美的物事，就以美玉制成圭璧，又加琢磨，以顺人意。这样下去，如何得了？于是，又制造了大路越席、皮弁布裳、朱弦洞越、大羹玄酒等，防止过分奢侈，挽救衰败。所以，上至君臣等朝廷中的尊卑贵贱秩序，下到黎民百姓衣食住行、婚丧嫁娶的等级，事事皆有适宜之度，物物文饰皆有节制。孔子说："禘祭自灌以后，次序颠倒，我不愿再看了。" 周朝衰落后，礼制废弃，乐制破坏，大小不按等级，以至管仲家中娶三姓妇女为妻。世上遵法律、守正道的人受侮辱，奢侈逾制的人名显身荣。 上自子夏这样的孔门高弟，犹且说："出门见到纷纭华丽盛美的事物而欢喜，回来听到夫子的学说而欢喜，二者常在心中斗争，不能决定取舍"。更何况中材以下的人，长期处在失于教导的习俗、环境中了？孔子论卫国政治说："必先正其名分。"但在卫国终于无法做到。孔子死后，受业门人沉沦星散，有的到了齐、楚，有的遁入河北、海内。岂不令人痛惜！ 至秦统一天下，全部收罗六国礼仪制度，择其善者而用之，虽与先圣先贤的制度不合，却也尊君抑臣，使朝廷威仪，庄严肃穆，与古代相同。到汉高祖光复四海，拥有天下，儒者叔孙通增损秦制，制定了汉代制度。主体却是沿袭秦制，上自天子称号，下至僚佐和宫殿、官名，都很少变更。孝文帝即位后，政府有关部门建议，要重定礼仪制度，那时孝文帝喜爱道家学说，以为繁琐 的礼节只能粉饰外表，无益于天下治乱，没有采纳。孝景帝时期，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，深通刑名之学，屡屡建议说："诸侯是天子的屏藩、辅佐，与臣子相同，古往今来都是如此。如今却是诸侯大国专治其境，与朝廷政令不同，诸事又不向京城禀报，此事断然不可持续下去，流毒后世。"孝景帝采纳他的计策，削弱诸侯，导致了六国叛乱，首以诛晁错为名，天子不得己，杀晁错以解时局的危难。此事详载于《袁盎列传》中。自此以后，为官者但务结交诸侯、安享俸禄而已，无人敢再复倡此议。 今上（汉武帝）即位后，招纳罗致通儒学的人才，命他们共同制定礼仪制度，搞了十余年，不能成功。有人说：古时天下太平，万民和乐欢喜，感应上天，降 下各种祥瑞征兆，才能够采择风俗，制定制度。如今不具备这些条件。皇帝向御史下诏书道："历朝受天命而为王，虽然各有其兴盛的原因，却是殊途而同归，即因民心而起，随民俗确定制度。如今议者都厚古而薄今，百姓还有何指望？汉朝也是一家帝王，典法制度不能流传，如何对后世子孙解释？治化隆盛的对后世影响也自博大闳深，治化浅的影响就偏窄狭小，怎可不自勉励！"于是，以"太初"为元年改定历法，变易服色，封祭泰山，制定宗庙、百官礼仪，作为不变的制度，流传后世。 礼是由人产生的，人生而有欲望，欲望达不到则不能没有怨愤，愤而不止就要争斗，争斗就生祸乱。古代帝王厌恶祸乱，才制定礼仪来滋养人的欲望，满足人的需求，使欲望不致因物不足而受抑制，物也不致因欲望太大而枯竭，物、欲二者相得而长，这样礼就产生了。所以，礼就是养的意思。稻梁等五 味是养人之口的；椒、兰、芬芳的芷草，是养人之鼻的；钟、鼓及各种管弦乐器的音声是养人之耳的；雕刻花纹是养人眼目的；宽敞的房屋以及床箦几席，是养人身体的。所以说礼就是养的意思。 君子欲望既得到滋养而满足，又愿受到"辨"的限制。所谓辨，就是辨别贵贱使有等级，长少使有差别，贫富轻重都能得到相称的待遇。因此，天子以大路越席保养身体；身旁放着香草，用来养鼻；前面的车衡经过嵌错装饰，用来养目；车动时，鸾铃叮，节奏缓和如《武》、《象》二舞的乐曲，急骤如《韶》、《濩》舞曲，是用来养耳的；龙旗下，九旒低垂，是用来养信用的。战阵上，以兕牛皮为席，车上手握处，雕成虎文，用鲛鱼皮蒙马腹，雕龙文饰车轭，是用来养威的。驾驭大路的马，之所以必须调教顺驯，才能乘坐，是为了养安。谁能知道，士人出生入死，邀立名节，正是为了养护他们的生命？谁能知道，轻财好施，挥金如土，是为了养护钱财？谁知谦恭辞让、循循多礼，是为了养护平安？谁知道知书达礼，温文儒雅，是可以安养性情的？ 人若一意苟且求生，如此必死；一意苟且图利，如此必受害；安于懈怠、懒惰的必危，固执情性的必亡。因此，圣人一概处之以礼义，就能获生避死、近利远害、居安离危，事事得两全其美了。反之，若一概任情尽性，就会两者齐失。而儒者的学说使人两全其美，墨家学说使人两皆有失，这是儒墨两家的分别。 礼是治世辨惑的极点，强国固家的根本，威力施行的基本方法，事功名位的总表现。王公奉行它，可以统一天下，臣服诸侯；不奉行就会捐弃社稷，破家亡国。所以，坚韧的甲胄、犀利的兵器，不足以获得胜利，高大的城墙、宽深的沟池，不足以为险固，严酷的号令、繁苛的刑罚，不足以增加威严。按礼办事，就事事成功，不按礼办事，就诸事皆废。楚人以鲛鱼革，犀牛、兕牛皮为衣甲，坚韧如同金石；又有宛城制造的大铁矛，钻刺时犀利如锋虿之尾；军队轻利飘速，士卒像疾风骤雨般迅捷。然而，兵败于垂涉，将军唐昧战死；庄蹻起兵，楚国分而为四。这能说是由于没有坚甲利兵吗？是统领的方法不对头啊。楚国以汝水、颖水为险阻，以岷江、汉水为沟池，以邓林与中原相阻隔，以方城山为边境。然而，秦国军队直攻到鄢郢，一路如摧枯拉朽。怎能 说是因它无险可守呢？是统驭的方法不对啊。殷纣王剖比干之心，囚禁箕子，造炮烙刑具，杀害无罪之人，当时臣民懔然畏惧，生死不保。周朝军队一到，纣王命令无人奉行，百姓不为所用，怎能说是号令不严、刑罚不峻呢？是统领的方法不对头啊。 古时的兵器，不过戈、矛、弓矢罢了，然而，不待使用敌国已窘迫屈服。城郊百姓不须聚集起来守城，城外也不须挖掘防守用的沟池，不须建立坚固的阨塞要地，不用兵机谋略，而国家平安，不畏外敌，坚固异常。没有其他原因，只不过是懂得礼义之道，对百姓分财能均，役使有时，并且推诚相爱。所以，百姓听命，如影附形，如响附声。间有不服从命令的，以刑罚处治他，老 百姓也就知罪了。所以，一人受刑，天下皆服。犯罪的人对上级无怨无尤，知道是自己罪有应得。因而，刑罚简省而威令推行无阻。没有其他原因，按礼义之道办事罢了。所以，遵行礼义之道，万事能行；不遵此道，诸事皆废。古时帝尧治理天下，杀一人、刑二人而天下大治，书传说是"威虽猛厉而不使，刑罚厝置而不用。" 天地是生命的本原，先祖是宗族种类的本原，君主与业师是国家治理、安定的本原。无天地那里会有生命？无先祖你如何能来到这个世上？无君主和业师，国家怎能得到治理？三者缺一，则无人能安。所以，礼上奉事天，下奉事地，尊敬先祖而隆遇恩师，是礼的三项根本问题。 所以，帝王得以太祖配天而祭之，诸侯不敢怀想，大夫、士也各有常宗，不敢祭先祖，以此来区别贵贱。贵贱有别，就得到礼的根本了。只有天子有郊天、祭太祖的权力，自立社以祭地则至于诸侯，下及士大夫各有定制，以此表现尊者奉事尊者、卑者奉事卑者，应大则大，应小则小的原则。所以，统治天下的奉事七世宗庙，有二乘采地的奉事二世宗庙，待耕而食的人不得立宗庙，以此来表现积德厚的，恩泽流布广，德薄的流布狭的原则。 大祭祀飨神，樽酒崇尚玄酒，俎实崇尚腥鱼，羹以大羹为先，是饮食贵本原的意思。飨神虽崇尚玄酒，饮用的却是薄酒；食尚黍稷，所饭还要加稻粱；祭尸先上大羹，饱腹的却是各种肴核杂饍，这是贵本亲用的意思。贵本是形式，所以叫做文；亲用符合实际，所以叫做理。两者相合还是文。只有再加入礼的初始状态那种质朴性，才算有文有质，达到礼最隆盛完美的阶段了，称为大隆。因此，樽酒尚玄酒，俎实尚腥鱼，羹尚大羹，道理是一样的。祭祀时，佐食不啐酒，一饮而尽；卒哭之祭有献无酢，参加祭祀的人除尸之外，不尝俎实；祝与佐食劝尸用饭，因礼成于三，三劝之后，礼数已成，尸停止用饭，虽再劝侑，亦不再食。以上三事道理相同，都是表示礼好其辨、有节制、贵本原的意思。大婚时祭神以前，祭祀时迎尸入太庙以前，丧礼从始绝气到小敛之间，礼的性质相同，都保留了原始的质朴性。天子大路用素色帷盖，郊祭时服麻布冕，丧服最重散麻带，道理相同，都是礼尚质不尚文的意思。斩衰（读如崔）之丧，哭声哀痛，不重形式；《清庙》这首祭歌，一人唱，三人叹和，情致殷殷，溢于歌辞之外；乐钟在架，却有时悬而不击，拊击钟架以为节拍；大瑟练丝制成朱红色弦，音质清越，却于瑟底穿孔，使声音重浊，道理也都相同，是重情不重声，亦重本原的意思。 凡礼都始于简略疏脱，加上文彩，才算完成，文彩又不可过盛，终须加以取舍，以合实用。所以，完备之极的礼，是情文并茂的；次一等的是文胜于情，或者情胜于文，二者具其一；最下等的违背情性，混混噩噩，有如同无，回复到了太一原始的状态。完备的礼能使天地合谐，日月光明，四时有秩序，星辰运行，江河流动，万物昌盛，好恶有所节制，喜怒无不适当。在下位者则顺从，处上位者则贤明。 太史公说：完美极了！树立隆盛完备的礼作为人道的最高准则，天下无人能有所增损。它情文相符，首尾呼应，富于文彩而不繁缛、有节制，明察秋毫而不苛细、使人心悦服。天下遵从就能得到治理，否则就生祸乱；遵从者得安定，不从则危亡。平民百姓靠自身是不能守礼的。 礼的本身实在深奥啊，"坚白同异"理论的辨析入微，与它相比，就会丧败破灭。礼本身实在太博大了，那些擅自制作的典章制度，及狭隘、浅陋的理论，与它相比，就会自愧渺小，望尘莫及。礼本身太高尚了，那些粗暴、傲慢、放纵、浅露而又轻俗自高之徒，与之相比，就会自坠形象，显露出浮薄来。所以说，绳墨既设，则不能以曲直相欺；秤锤已悬，则不能以轻重相欺；圆规和角尺摆在那里了，就不能以方圆相欺；君子精审于礼，人们就不能以狡诈虚伪相欺。因为，绳墨是直的标准；秤锤是轻重的标准；圆规和角尺是方圆的标准；礼则是人道的标准。但是，不守礼法的人不值得待之以礼，称为不守法术之民；守礼者才配以礼相待，称为守法术之士。能得礼之中道，不偏不倚，又能事事思索，不违情理，叫做能虑；能虑而又不变易礼法，叫做能固。能虑能固，加上对礼的无比喜好，就是圣人了。天是高的极点，地是低下的极点，日月是明亮的极点，无究是广大的极点，圣人则是礼义之道的极点。 礼以应用财物为表现形式，以区别贵贱为文彩，以多少表示等级的差异，以繁简为要领。文彩繁多而人情淡薄的，是过盛的礼；文彩不足而人情浓厚的，是简易之礼；文彩和人情互为表里，揉合适中，才是礼的中流。君子能上得过盛之礼的文彩，下得简易之礼的人情，中不离中流之礼那样的文情适中，缓急左右不失于礼。所以说，君子的本性就是守中道，不偏激。能严格以礼义的范畴作为行动范畴的，是士君子。此外的是平民百姓。在士君子和平民百姓之间，既不象士君子那样拘泥，也不像平民百姓那样不守礼范，而是能徘徊周旋，随事曲直而变化，总不失礼之次序的，便是圣人。所以，圣人道德深厚，是多行礼义，积累所致；恢弘博大，是礼义拓广的结果；道德高尚，是礼义隆盛 原因；心智聪明，是事事尽礼的缘故。

解析

“书”是司马迁创行的史体之一。《索隐》说：“书者，五经六籍总名也”；《正义》说：“五经六籍，咸谓之书”。其实司马迁《史记》中的八书之书，与五经六籍之书完全不同。后者是名词；前者是动词，为书写之书，是记录的意思。班氏《汉书》改称为志，志、誌，古代通用，也是记录的意思。本来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都是记录，惟因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，故以不同名目区别之：史以帝王为中心，名为本纪；人物为传纪，名列传；诸侯以世袭，名世家；大事系以年月，列成表格，名之为表；余无所属，便径以书名之。 书体的由来，多数人承认是司马迁独创，同时又以为，虽曰独创，必有所本。于是有人以为仿自《礼经》(如刘知几《史通·书志篇》)，有人以为原于《尔雅》(如郑樵《通志序》)，或以为昉自《吕览》、《淮南子》诸子书(如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亳州志掌故例义》)等。今人程金造撰《史记管窥》另标新说，以为是由《尚书》扩充而成。理由之一是“左史纪言，右史纪事”，事为《春秋》，言为《尚书》，史家只此二事。太史公撰史事绍发《春秋》，八书自当是仿于《尚书》了。之二是《尚书》与八书都名为书，内容又有相仿佛处，如《禹贡》之于《河渠书》，《尧典》之于《天官书》等。其实都是敷会。《尚书》是上古档案，非独纪言；八书之中，如《封禅》、《河渠》等篇亦非纪言，可见与纪言、纪事无关。至于说《尧典》与《天官书》形似，《禹贡》与《河渠书》形似，更是郢书燕说、鲁鱼亥豕之谈了。史以纪事，事关人物及其言论、行动者，司马迁分别以本纪、列传、表、世家贯穿之，此外不能及者，按类分篇，以书名之。若从按类分篇看，与诸子书颇相似，但内容绝不能侔；若从内容与《礼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尔雅》有相似处看，其轻重，繁简、体例又绝不相同。 因而，只能说史之有书体，创自司马迁，仅此而已。与之形似者虽多，都不能说是八书的原形。 八书的内容清人赵翼说是“以纪朝章国典”，这是历代定论。仔细推敲，似不尽然。八书中的礼、乐、律、天官四篇主要内容都不是纪朝章国典。有人说，前三篇系后人所补，非太史公原著，不足凭据。亦有可疑，以《礼书》论，皆知是后人以《荀子》文补之，两相对照便知，《史记》多有增删改易处，大多虽仅一字二字，必中肯棨，若非太史公所为，世间更那有如此手笔？《历书》一篇，太史公是太初改历的主持人之一，所载又偏偏缺少太初历法(书中的《历术甲子篇》后人以为系褚先生所补)，实在令人不解。由此似可认为八书中的礼、乐、律、天官四篇是学术专论，系司马迁杂取时论而为之。其余四篇旨在指责汉代，特别是汉武帝时代的政事，如《封禅书》专论武帝之淫祀；《河渠书》讥武帝屡信浅陋之言，工程劳而无功；《平准书》责武帝无故兴兵开边，财用不给，于是刻民侵商，致国困民贫。惟武帝太初改历为一代盛事，《历书》于太初历法又缺而不书。当时便以《史记》为谤书，大约主要由于这些缘故。自《汉书》改书体为志，专记朝章国典，虽是受《史记》启发，却不是司马迁创立书体的本意。 八书之一是《礼书》。专门探讨有关礼的若干理论。礼，就是维系世间万物等级、秩序的规定或制度。司马迁列为八书之首，反映了他对社会等级、秩序重要性的认识。本篇以“礼由人起”为界，分为二部分，以前为序录，简述礼的特征、功能和沿革。以下是详说，是删截《荀子》“礼论”、“议兵”二篇文字而成。又可分为七个层次：序论二，详说五。前二个自然段为第一层，论“沿人情而制礼”。“沿人情”的意思包括“顺人情”、“节人欲”二个方面。第三、四、五自然段为第二层，述礼制沿革。第六、七、八自然段载自“礼论”，是第三层，内容是第一层的深化，惟把“顺人情”概括为“养”人情，“节人欲”概括为“礼之辨”。进而指出后者是儒、墨两家理论的分界线，即认为墨家主张“一之于情性”，儒者则主张人欲按等级加以节制。第四层包括九、十两个自然段，是“议兵”篇中文字，内容是以实例证明礼的重要性。以下至篇末均出自“礼论”，其中第十一、十二、十三自然段为第五层，论礼的另一特征是“贵本亲用”。先述“礼有三本”：天地、先祖和君师。次以实例说明辨尊卑大小是“贵本”的具体表现。末述“贵本亲用”是礼的最高形式。第十四自然段为第六层，是以上内容的综述。余为第七层，是太史公评语(也是载取“礼论”中文字而成)，重申了礼的重要性，提出“礼为人道之极”、礼贵适中的观点。 对此篇出处有三说：一如《索隐》、《正义》，认为“是褚先生取荀卿礼论兼为之”；二如日·泷川资言《史记会注考证》卷二十三所说，自“礼由人起”(第六自然段)以下为后人妄增，但未必便是褚少孙；三如清·郭嵩涛《史记札记》卷三所说：第一部分为“太史公草创之文”，不是定本；第二部分取荀子书以足之，“史公于此，有深意焉”。意思是“礼书”出自太史公，但非完书。今观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，“正义”说：“史记至元成间十篇有录无书，而褚少孙补《景》、《武纪》、《将相年表》、《礼书》、《乐书》、《律书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蒯成侯》、《日者》、《龟册列传》。《日者》、《龟册》言词最卑陋，非太史公之本意也”。其中说“元成间十篇己有录无书，不知所本。”至于是否褚先生所补，则大有斟酌余地。其中以有“褚先生曰”字样，可确认为褚先生补书者只有《三王世家》、《日者》、《龟册》三篇。此外《礼》、《乐》二书系取他书文字而成者，《律》书各段文字不相连属，这三篇仅略有补缀痕迹，实难断言是褚先生手笔。盖缘史无足征，则取他书以成之，是古人著书通例，不独《史记》为然。像《汉书》整篇抄录《史记》，医书《灵》、《素》多有同文，农书更是互相传抄。《史记》“礼书”皆知录自《荀子》“礼论”，但又与《大戴礼》“礼三本”篇雷同，可见《荀子》、《大戴礼》亦相抄录，实不足由此撼作者。另《太史公自序》说：“维三代之礼，所损益各殊务，然要以近性情，通王道，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，略协古今之变。作《礼书》第一”。由前述段略大义，《礼书》虽录自《荀子》，通篇内容既不悖太史公初衷，且由略到详，层次分明，自成一严密整体，抄录时已经过匠心斧斫，故谓系太史公自补亦未尝不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