朝代:宋代
作者:陈与义
类型: 悲愤
原文:
庙堂无计可平戎,坐使甘泉照夕峰。
初怪上都闻战马,岂知穷海看飞龙。
孤臣霜发三千丈,每岁烟花一万重。
稍喜长沙向延阁,疲兵敢犯犬羊锋。
朝代:宋代
作者:陈与义
类型: 悲愤
原文:
庙堂无计可平戎,坐使甘泉照夕峰。
初怪上都闻战马,岂知穷海看飞龙。
孤臣霜发三千丈,每岁烟花一万重。
稍喜长沙向延阁,疲兵敢犯犬羊锋。
译文
朝廷没有良策击退金兵入侵,竟使边塞的烽火照亮了甘泉行宫。我正惊呼京城里竟然听到战马嘶鸣,哪知可怜的皇帝已到海上逃生。我这孤臣忧虑国事愁白了头发,又适逢春天繁花吐艳,更叫人触景伤情。幸喜长沙有个抗金的将领向子湮,他率领疲弱之师,敢抵抗兽军的锋芒!
注释
⑴伤春:名为感伤春天,实则是忧伤国事。
⑵庙堂:旧时皇帝供奉祖宗神位的处所,借指朝廷。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:“居庙堂之高,则忧其民。”
⑶平戎:战胜入侵者。《新唐书·王忠嗣传》:(王忠嗣)节度朔方上平戎十八策。斩米施可汗,虏不敢近塞。
⑷坐使:遂使。
⑸甘泉:秦汉行宫,在今陕西淳化县甘泉山上,此处代指宋皇宫。夕烽:夜里报警的烽火。《汉书·匈奴外传》:(胡骑入代)烽火通于甘泉、长安数月。李白《塞下曲》:“烽火动沙漠,连照甘泉云。”此句实为夕烽照甘泉的倒装。
⑹上都:借指汴京,北宋京城。一说指建康或临安,当时均作为南宋京城选择地。尚未定。
⑺战马:金兵铁骑。
⑻此句意为汴京已经沦陷。
⑼穷海:僻远的海上。此处指温州(今属福建)海域。
⑽飞龙:旧时以龙比天子,此处指宋高宗。《易经·乾卦·九五》:“飞龙在天,利见大人。”此处说飞龙不在天上而逃于海。皇帝在茫茫九州连立足之地都没有,是讽刺朝廷无能。“
⑾”初怪……岂知……“两句,有始料不及之意。
⑿孤臣:作者自指。当时诗人流落在湖南邵阳。
⒀霜发三千丈:李白《秋浦歌》:“白发三千丈,缘愁似个长”,此处借指忧国之情。
⒁烟花:指春天艳丽的景物。烟花一万重:杜甫《伤春》:“关塞三千里。烟花一万重。”意为离故乡太远,看不到故乡的春景。
⒂向延阁:长沙太守向子湮。延阁是汉代史官官署,向曾任秘阁直学士,故称。
⒃疲兵:经过苦战而疲惫不堪的军队。
⒄犬羊:对金兵的鄙称。敢犯犬羊锋:敢于抵挡侵略者的锋芒。《宋史·向子湮传》载,建炎四年二月,金兵进犯湖南,向组织军民抵抗,终于击退敌军。此二句从杜甫《诸将》“稍喜临边王相国,肯销金甲事春农”化出。
建炎三年(1129年),金兵大举过江,攻下建康(今江苏南京),十二月,入临安(今浙江杭州)。第二年又攻破明州,迫使宋高宗乘船逃入海上。陈与义当时正流落到湖南境内邵阳,居紫阳山,对着明媚春光,深感国势危急,伤时感事。杜甫曾有《伤春五首》,对吐蕃攻陷长安,代宗出走深表忧愤。南宋这时面临类似局面,作者便以《伤春》为题,写下了这首诗。
这是一首伤春诗,实质上却在感伤时势,表现出作者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。全篇雄浑沉郁,忧愤深广,跌宕起伏,深得杜诗同类题材的神韵。
首联“庙堂无策可平戎,坐使甘泉照夕烽”二句,上句是因,下句是果。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,直叙国事的危急。上句“庙堂无策可平戎”,是说朝廷对于金兵的侵略不能也不敢抵抗,下句“坐使甘泉照夕烽”,是以汉代匈奴入侵,晚间烽火一直照到甘泉宫,来表示由于南宋统治集团的不抵抗,因此使得金兵长驱直入,从边境到达内地。这两句感叹朝廷无策抗金,直将矛头指向皇帝,此为首顿。
颔联“初怪”二句,承上直写南宋小朝廷狼狈逃奔的可悲行径,把“坐使甘泉照夕烽”具体化。对这种敌人步步进逼、朝廷节节败退的局面,诗人忧心如焚,春回大地,万象更新,而国势却如此危急,就更增加了诗人的伤感。这两句以“初怪”、“岂知”的语气,造成更强烈的惊叹效果,显得感情动荡,表达了局势出人意料之外的恶化,流露了诗人对高宗的失望之情,再次跌宕。
颈联“孤臣”二句,是借用李白和杜甫的名句,直接抒发感慨,扣着题目写“伤春”。“孤臣霜发三千丈,每岁烟花一万重。”上句写伤,下句写春,由“每岁烟花一万重”的春,引起“孤臣霜发三千丈”的伤。作者用“孤臣”自指,一是表示流落无依,二是表示失去了皇帝。诗人把“白发三千丈”与“烟花一万重”两句李白,杜甫的名句合为一联,对仗贴切、工整,表现了诗人伤时忧国的感情。杜甫有诗说:“天下兵虽满,春光日至浓”、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、“锦江春色来天地,玉垒浮云变古今”。陈与义在别的诗中也说:“天翻地覆伤春色。”都是由春光烂漫与家国残破的对比之中,产生了莫大的忧伤。这也可以看出陈与义学习杜甫与江西诗派的不同之处。杜甫伤春,一方面说“花近高楼伤客心,万方多难此登临”,一方面说“北极朝廷终不改,西山寇盗莫相侵”,尽管为外族的入侵深深地忧虑,但还是相信国家终究是会恢复的。陈与义在这首《伤春》诗中,也从“万方多难”的现状中看到了希望。
尾联 “稍喜长沙向延阁,疲兵敢犯犬羊锋” 二句,落笔很有力量。诗人对向子諲是歌颂的,向子諲以疲惫、力弱的部队,敢于冒犯野兽一般的金国侵略军的锋锐之气,是具有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。诗人在这里显然是以在长沙的向子諲与在“庙堂”的当权派作对比,向子諲“疲兵敢犯犬羊锋”,而“庙堂”都是“无策可平戎”。所以对向子諲的歌颂,就包含了对“庙堂”当权派的批判。“疲兵敢犯犬羊锋”,不仅笔调苍凉悲壮,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向子諲卫国精神的无限崇敬之情。“敢犯”二字,气势凌云。诗人用“稍喜”二字就表明了他的讥讽的意图。“稍喜”并不是说向子諲的抗金值不得大喜,而是说在“庙堂无策可平戎”的局面下,还有向子諲的“疲兵敢犯犬羊锋”,使人看到了—线希望,在忧伤之中带来了一点欣慰。
这首诗作也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前期战乱动荡的社会现实。诗中一方面对南宋朝廷不采取抵抗政策,一味退却逃跑,表示出极大的不满,另一方面对向子諲等官兵纷起抗敌的爱国壮举,进行热情地讴歌。这种鲜明的主战态度,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。这首《伤春》体现了陈与义南渡后的诗风开始转变,能卓然成家而自辟蹊径。宋代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前集卷二,说陈与义“建炎以后,避地湖峤,行路万里,诗益奇壮。……以简洁扫繁缛,以雄浑代尖巧,第其品格,故当在诸家之上。”这些评语并非溢美之辞,而是符合南渡后陈与义的诗风特征的。“此诗真有杜忠”这是极有见地的。尽管诗人的爱国感情没有杜甫那样的深厚和强烈,但是在这首七律中显露出来的爱国情思,沉雄浑成的艺术风格,已经不是在形貌上与杜甫相似,而是在气味上逼近杜甫。
另外,整首诗雄浑沉郁、忧愤深广,也有“江西诗派”作品的影子,但又突破了江西诗风。